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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宇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一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生动地描绘了南北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一带的风光。相传公元六世纪中叶，在东、西魏的鏖战中，敕勒族大将斛律金，用鲜卑语反复高唱这首《敕勒歌》，以激励士气，至此千古传唱，经久不衰。
呼和浩特，是国务院年确定的历史文化名城，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市”。位于蒙古高原南部，东经°37′，北纬40°74′，北依青山（大青山属于阴山山脉中段），南滨黄河。阴山东西绵延横亘上千公里，处于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重要分界线；而北纬40度线，“以长城为标志，这一地理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隔、竞争与融合。”（陈福民《北纬40度》）
大青山风光
从大窑燧火点燃文明之光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设置云中郡；从秦汉长城边塞烽火到昭君出塞胡汉和亲；从鲜卑族拓跋氏建都盛乐到“武川白道”打马走出隋唐盛世；从辽金军事重镇丰州城到元朝草原丝路明珠；从明朝“俺答封贡”完成建城大业、召庙林立到万里茶道的东方起点、清朝双城并置“屏藩朔漠”；从百年平绥铁路畅通塞外到大青山英雄儿女奋起抗日、绥远“9·19”和平起义迎来解放。绵延二千余年的文明史，四百多年的建城史；款塞与寇边，战争与贸易，匈奴、鲜卑、敕勒、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草原族群迭兴迭衰；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激荡、交融、碰撞，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相互渗透、交织、影响。这些“时间性之复杂重叠”的历史印记，“不仅形成了过去的实质，同时也构成了当前社会生活的纹理”（费尔南·布罗代尔）。鲜卑后裔元好问读过《敕勒歌》后吟道：“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也许正是这种英雄气形塑了呼和浩特平和、包容、大度、多元的城市肌理和性格特质。
大窑文化与云中古郡
“大窑文化”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南山坡，实际面积达万平方米。年10月一经发现即轰动国内外。经考古学家认定，这一遗址距今约50万年至1万年前，与举世闻名的中国周口店“北京人”同时共存，共同呼唤中华大地上文明的曙光。独具特色的龟背形刮削器，是该文化的典型石器。遗存极其丰富，在同一处地层涵盖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期五个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在国内外十分罕见。年，国家文化部正式命名为“大窑文化”。
大窑文化遗址
春秋战国时期，林胡族群在此游牧。战国时七雄争霸，公元前年，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始出胡服令”“遂胡服，招骑射”，实施军事改革，随即在北方的原阳（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建立了骑邑，委任将军负责编练新军。之后军力大盛，得以迅速向北扩张，破林胡、楼烦。公元前年，“西略胡地，至榆中”；公元前年，复攻中山，攘地千里，“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云中即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一带）。据历史考证，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修筑了赵长城。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其遗迹断断续续，时而以山陵为屏障，时而又穿越深山峡谷之中，逶迤曲折，甚为壮观。赵武灵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改革家，第一位西去的骑手”，筑长城固边境，为中原定居民族赢得了更为稳定的生存环境。“他首次正面肯定了游牧民族的骑兵文化优势，是对文明交流有自觉性的第一人，堪称文化交融的典范。”
赵长城遗址（战国时期）
秦扫六合，统一全国，建立帝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其中即有云中郡；汉承秦制，仍置云中郡、定襄郡，其推重可知。西汉、东汉时，云中郡均辖十一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汉朝大将军李广就曾任云中郡太守。“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唐陈子昂的《感遇诗》寓意深远，苍劲有力。而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用了西汉时期冯唐为云中太守魏尚辩诬鸣冤的典故，直抒胸臆酣畅淋漓。
边塞烽火古汉城
秦汉时期，匈奴把阴山以南的地区看作是自己的苑囿。呼和浩特一带水草丰美，“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同时，位于大青山南麓的峪口，是匈奴进入中原地区的重要孔道之一。秦灭六国后，派遣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战胜匈奴，把燕、赵和秦长城连接起来。直到现在，在呼和浩特市北郊山区的村落里，老人们还传诵着关于“秦始皇走马修边”“三里一鄂博（蒙语土堆的意思），五里一边墙”的故事。
秦灭六国后，将燕、赵和秦长城连接起来。
从汉高祖“白登之围”直到汉武帝初年六、七十年期间，汉王朝一方面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约为兄弟”；另一方面对匈奴的不时进攻被动应战。为加强防御，便在长城的沿线遍设城堡和“障塞”。据考古发现，在阴山南北麓有很多古城遗址，大部分是西汉时期的。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太初四年“汉使光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呼和浩特的“汉城”遗址，大都呈回字形，有外城和内城二重，官署设在内城，居民的住宅和兵营在外城。西汉王朝派遣和招募大批人长期落户，“通渠置田”，一边耕种，一边守卫。汉元帝时，还应匈奴之请，从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给匈奴。这些军事性的城堡，由于不是以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真正的城市，后随军队外撤，也因之废弃。铜器、陶器、铁器、漆器；金质和银质的镂空饰片；“单于天降”“四夷尽服”“单于和亲”“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残片、与内地同一时期的钱币和工艺品等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当时的呼和浩特一带，“在民族关系紧张时期是一个战场，而在民族关系缓和时期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驿站；甚至在战争时期，也不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汉与匈奴的和平往来，并没有完全被万里长城和军事堡垒所遮断。”（翦伯赞《内蒙访古》）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柔弱的昭君坐着木板车从汉都长安历经艰辛跋涉来到荒凉的漠北，播下和平睦邻的种子，以伟大的母性弥合了汉匈多年战争留下的创伤，对当世及后来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东汉初年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呼和浩特开始成为汉和匈奴等族杂居的地方。
呼韩邪单于归汉与昭君出塞，结束了多年的分裂和战乱。
昭君和亲，单于非常高兴，“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书·匈奴列传》）“昭君出塞”成为美谈，千古流传。昭君墓，又称“青冢”，座落于呼和浩特市南郊九公里大黑河南岸，夯筑而成。墓体状如覆斗，高达33米，底面积约10平方米。“青冢”出自杜诗的注解：“北地皆草白，惟独昭君墓上草青如茵，故名青冢”。“琵琶一曲弹至今，昭君千古墓犹新”。“青冢拥黛”早已成为青城胜景，“以和为贵”的昭君文化源远流长又发扬光大，从年至今，呼和浩特已举办了22届昭君文化节，成为青城一张亮丽名片。（未完再续）
昭君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