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的时候，我在呼和浩特读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学习压力并不大，周五只有上午一节课，通常下午没课的时候我会骑自行车出去转转。
那时候，呼和浩特给我还是大城市的印象，毕竟，我再没见过比这更大的城市了。
大概是我们学校比较好一点吧，周围没有见到多少混社会的人闹事，记得当时最壮观的是校园的台球案，一到晚上有几百张台球案摆在街头巷尾，每个台球案上面吊着一盏瓦数很高的电灯泡，远远看过去华灯一片，街边有各式的小吃摊，男男女女身影绰约其中。
师大通往内大有一条小巷子，那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小巷里有一家非常有个性的牛仔靴小店，我和同学进去以后转了一圈，看了一眼鞋子的标价是二百七八十块，反正是把我们吓住了，默默地放下鞋子走了出去。
鞋店旁边是一家蒙古奶茶馆，不少谈情说爱人的首选之地，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不太熟悉，只看见里面的高背椅很是高雅和神秘，奶茶馆斜对面是一家卖服装的小店，有一天我骑车路过时，意外的发现这家店的女主人竟是我同学前女友，她正认真的在打扫卫生，见到我时热情地和我打了个招呼，我们寒暄了几句就被她现男朋友出来警惕的看着我们，在旁边抽起了烟。
事后我才知道，和我同学分手之后她又找了个新男朋友，这家店是她现任男友开的店。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有钱是一种什么感觉，比如在校园附近开一家服装店就能让女大学生当女朋友，顺便帮自己卖货，真是一举两得。想明白这个道理我心情挺酸的，这个女孩也是我们宿舍同学夜里聊天经常提起的人。再见到她的时候是在校园里，她穿着一身佐丹奴，飒爽英姿的冲我挥了挥手，走进了外语系的大楼。
巷子中间有一家租书店，那时候很多人喜欢去租武侠小说，玄幻文学还没有开始兴起，网路上也刚刚有了搜狐，打开网站要等待好一会儿，网吧还没有开始占领校园周边，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时代即将要开始数字化的大变革。
租书店的店主喜欢文学，和我谈得来。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他还写了不少时*评论性的文章和我交流，这条小巷给我大学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只是我把它的名字给忘记了。
可以说96年的呼和浩特，每天都在平淡中迎来朝阳送走落日，城市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到了97年开始，城市开始有些变化了，最明显的就是校园周边的马路开始修建拓宽了，从原来的双向两车道变成了双向四车道，周围开始有成片的楼房建设，但商家也似乎不善于宣传，并没有后来那么多夸张的这个是府邸，那个是维多利的广告出现。
也可能那个时期盖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单位的自住房，从筒子楼到单元房的住房改善。直到年，福利分房制度被取消，住房才开始进入市场化，年以后商品房一下子多了起来，呼市的开发商们很迷恋维多利这个洋名，在最繁华的中山路，总是能见到维多利，维多利亚这类的商场。
再说修路，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来修路，彼时，呼市的第一座立交桥也在如火如荼建设中，我可能是见识了呼市从小城市变大的最初，那条路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叫昭乌达路，医院、内蒙古大学、文化商城、内蒙古师范大学，然后再往南就是村子了，马路又变成了泥泞小路。
不久以后，马路通车了，我们高兴的骑自行车走过，没过多久，又看到有一队人马把马路撕了一个口子不知道在做什么，这大概是第一代的马路「拉链」工，二十多年后，在新闻上看到，呼和浩特很多马路依然是处于修了拆，拆了修的缝拉链状态，没想到这一工作持续了二十多年。
当时我经常看新闻，也看《南方周末》，并没有想太多经济方面的问题，现在才想明白过来，当时修路的大环境是香港金融危机，同时，国内也有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很多国企员工下岗，而修建城市道路，既能缓解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又能解决大量人口就业。
先修路后致富，也是为以后做打算，可以说是*府在和银行借钱，主动创造需求来做的一件事，那时候经常新闻里听到的一个词叫做「积极的财**策」，如果不修路，城市建设起不来，社会上待业人群，下岗人群都是不安定的因素，正如今天的香港，大家无所事事的就会琢磨一些事情。
往国际方面说，九十年代中美关系还算不错，具体表现在有时候晴有时候阴，当时美国已经没有了来自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中美关系属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希望中国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美国的伙伴国家，成为韩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美国为此愿意培养中国的中产阶级，当时很多公派的留学生大都到美国求学，那个时候的国际环境还是不错的，时间上允许中国人一心一意搞改革，把很大的资金都投入到建设上来，大力发展国家综合实力。
年香港回归，报纸上、电视上都是香港回归的消息，街头巷尾大家讨论的最多的也是香港回归。当年最火的就是《泰坦尼克号》了，票价飙升到了50元，当时普通人的工资每个月也就三四百块而已。
大约是在年，呼市有了一个新生事物，那就是大街小巷开了很多歌厅。粉红色的灯光，暧昧的气氛，谁都知道歌厅除了唱歌喝酒之外，还提供色情服务。
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路过呼市有明显标志的三个天然气大绿罐那个地方，那时候道路泥泞，极不好走，一个身穿紫色长裙妖艳的女子站在歌厅的门口拉客人，我路过的时候，担心她把我给拉进去，像我这种经常读报纸的人是知道拉进去就得强制消费，然后让你结账走人，隐约看见，几个*头发的马仔已经在玻璃门后面蠢蠢欲动等待上门的客人。
当时我挺担心自己被拉进去该如何脱身，只是我的担心多余了，久经考验的歌厅小姐都不用闻我身上的自行车味道，她打量了我一眼就把我放过了，显然看出了我一个穷学生没多少油水，转而拦下了跟着我身后骑自行车过来的一个老者，「大哥，进来玩一会儿吧？」「一起唱歌交个朋友。」
那个女人拦下了老者不让他走了，我有些好奇的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老者被这个女人搞的语无伦次，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似乎不太情愿，但反抗的意志又不太坚定，反正到最后是被拉了进去，我想，那天的消费够他喝一壶了。
后来，我毕业以后在呼市的几个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那时候车站旁边的红旗街正在搞招商，《内蒙古商报》的生活周刊曾经刊登过一篇头版头条，采访的就是红旗街的掌舵人，标题非常引人注目叫《红旗街不火我跳楼》。
最开始，红旗街真的是不温不火，里面是一些开小饭馆的，买小商品的，甚至卖文化用品的，之后饭馆和摊位相继倒闭，开始有歌厅进来，后来歌厅也倒闭了，就成了小旅馆的天下，这时候的红旗街真就火了起来。
时过境迁，那位喊着不火跳楼的老板早将红旗街易手他人，红旗街彻底沦为红灯区大概是在年之后，那时候路过火车站的人们都会被一些拿着「旅店」招牌的人拦住，抛出的都是具有营销心理的广告语：「住店吗？有小姐」；「来吧，条件可好了，什么服务都有」；「只要是真心来玩，绝对安全」。
年，我从呼和浩特离开的时候，呼市已经完全没有了96年的慢节奏气息了，整个城市开始大兴土木，仿佛一片大工地。马路继续拓展延伸，近郊的村庄开始大面积拆迁，卖房子的宣传车顶着大喇叭在大街上缓慢移动着，这边高喊房价一平米，那边就是远郊别墅一平米还送小汽车一辆，人们或主动或被动的被时代拖入了商品社会。
野蛮拆迁开始大行其道，我在呼和浩特生活了四五年都没有见过成群结队的地痞流氓是什么样的阵势，在拆迁中见识到了。
内大通往师大那条小巷被拆迁了，在我最喜欢逛的那条小巷子里，我看到了挖土机的铁手悬在要拆迁的房子里，只要操作员动一下档位，那只铁手就会把房子拍成稀烂，抗议拆迁的人呆在房子里不出来，拆迁队里几个光着膀子，留着光头的地皮大声骂着脏话，捡着石头往里面扔，玻璃咔擦咔擦的被打碎，场面非常的紧张，里面的人也把石头扔出来，只是已经全无威力，只听轰隆一声，挖掘机的大手把屋子拍塌了一半，里面的人不敢呆了，被迫走了出来，几个地皮冲过去，几个人狠劲地打着拆迁户，在厮打的过程中，房子被挖掘机的铁手从三维立体拍成了二维平面。
年，我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北京，离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更好的就业，在呼市没有一点关系进大型的企事业单位是不容易的，私企发展的并不是很好，似乎也没几家像样的私企，不是用招聘来忽悠人们来面试交服装费，就是搞天狮这类保健品的传销活动。
就拿我呆的报社来说吧，工资也是时常说不发就不发的，三四个月发一次工资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每天焦虑的都是房东催房租，吃饭是两块的还是三块的之类的生活问题。
十几年后，我再次回到呼和浩特的时候，除了惊讶呼市的城市变化很大，也感叹人口的增多，让这个城市有活力和财富建设自己的家园，九十年代末呼市大约八十多万人，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多万了，有了人口就不愁城市的发展。看到城市建设的这么好，即使没有参与的人看了也真心挺高兴的。
我特意到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走了走，很多地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好在大学校园还能让人想起很多温暖的过往。
路过那条小巷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次野蛮拆迁，也想起了那个外语系女孩，她曾经营的小店已经找不到了任何存在过的痕迹，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站在当年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心里面除了感慨就是祝福了，虽然我当了逃兵，但你们真的很能干。